中外對話：中國代表團出現在COP19談判會場上的時候，大范圍的霧霾依然在國內蔓延。這將怎樣影響中國的減排進程？
姜克雋：治理霧霾對于強化中國減排政策來說，將是很大的促進。現在已經非常明確：重點污染地區不要對煤炭使用的增長抱任何幻想，這個指標只能往下降。短期看來是瞄準霧霾和大氣治理，長期看來是讓減排成為驅動經濟體系的核心指標。
現在各地官員都找不到出路，以前搞工業、搞園區、把企業和投資吸引來，地方GDP拉上去，就有政績，現在需要找到新的政績增長點。越來越多的地方，希望以碳目標和生態目標來驅動。國務院也決定將民生還不完善的地方，如教育、醫療、交通、環保作為投資和拉動經濟的領域。這時候你告訴地方官員一條出路，他會馬上抓住。地方政府特別擔心壞天氣會帶來經濟成本的明顯上升，這會給經濟帶來嚴重后果。所以說針對治理霧霾的需求，可以作為一個有利的政策出發點。
中外對話：中國發改委有關人士已經透露，目前正在研究“十三五”計劃中寫入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的可行性。這是不是霧霾的嚴峻形勢帶給中國減排政策的正面影響之一？9月出臺的“大氣國十條”，是否抓住了這個政策機遇？
姜克雋：目前我們正在為“十三五”目標做研究儲備。中國國內政策走的很快，因而可能在國際談判中走得更激進。這次的“大氣國十條”體現出了很強的政策力度，進程遠遠快于我的預想。最初我們研究能源總量控制目標時，沒人相信中國能做�，F在看來國內政策有可能再次把（煤炭消費）峰值來臨的時間推向更早，接下來的“十三五”計劃，全局性的政策目標應該會更快。
中外對話：這意味著，中國在十一五、十二五兩次刷新總量控制目標體系之后，可能在十三五目標制定中更大幅度地刷新減排政策體系？
姜克雋：通過“十一五”計劃，中國實踐了能源強度目標，“十二五”處于能源總量和能源強度雙目標的交織狀態。從這10年的現實來看，能源強度目標很難對中國減排有更大的推動作用，它以GDP為基數，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，難免出現統計上的水分。“十三五”最好完全過渡到能源和CO2兩個總量目標，一個為主，另一個相對配合。
現在大氣霧霾明顯推動了國內的政策環境。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有可能寫入“十三五”規劃，這樣就會給減排政策體系帶來新的引領性因素。
中外對話：中國的氣候決策機構和機制是否需要調整？
姜克雋：能源局著眼于實際操作，不關心談判，比較務實；工信部已經設立了一個碳強度目標。中國工業消耗70%的能源，工信部作為工業主管部門，感受到的壓力也很明顯，做了大量研究。
從機構設置來說，發改委氣候司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談判功能，但它應該是一個氣候政策管理部門，足以把氣候變化政策推得很強。這方面政策如果一味保守，有可能有損于國家利益。不能給以往的經濟增長方式打掩護、等著環境事件或環境災難來促成改變。
未來必要的時候，應該考慮設立能源和氣候變化部，因為相關的全局性政策需要更高的頂層設計。
中外對話：綜合以上 分析，該如何看待中國的減排前景？
姜克雋： 在全球模型的基礎上，根據我們的技術分析，中國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將在2025年左右達到峰值，前提是發達國家到2020年和1990年相比減排30%左右，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進行強有力的減排行動。
中國經濟結構將在2020年之前發生重大變化，絕大部分高耗能工業產品產量在此之前達到生產峰值，開始下降，能耗上升的很大一部分驅動就消失了。同時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有了很好的社會環境和政策導向。到2013年，風機成本和光伏發電裝機成本的下降更為明顯，在沿海地區一些風力發電成本已經可以和燃煤發電相競爭，在終端用戶側，一些光伏發電成本也已經具有成本競爭性。中國近期和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不斷被提高。同時國家經濟實力的快速發展，更有利于低碳建設的持續投入。強有力的氣候政策，會促進中國技術的全球領先性，促進中國經濟發展。
這個峰值判斷，完全可以形成中國的談判優勢。中國可以和其他氣候領先國家一道，促進全球減排，打造新的國際地位。
按照現在的情況，中國GDP在2018年會超過美國，2030年會等于美國加上歐盟和日本。到那時候，中國也可以成為一個國際減排的出資國。今天所有的一切政策設計，都要為那時候做準備。
同時，中國的排放快要接近全世界的三分之一。國家利益需要重新定位，必須重視中國的角色變化。一切都不應該成為阻礙減排、重構經濟和政策體系的理由，這個未來方向是明確的。
當然，很好的政策設計和資金投入是前提。我對此非常有信心。所有跡象都表明：以煤炭為基礎的高排放道路已經到頭了。
